摘要：大数据时代，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模式面临个人价值失衡、保护模式失效、缺乏有效救济的挑战。面对这些挑战，立法者在“可识别说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“关联说”的标准，以此界定个人信息，并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级。在制度设计上，也应对这些挑战作出回应。立法制度上应当采取行为规制主导，行为规制与权利化相结合的模式。适用制度上，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，在具体场景与情境中对个人信息问题进行判断，往往更具有灵活性。救济制度上应当建立私法保护为主，公法救济、公益诉讼并用的救济制度。